生活月刊別冊2012 [家書]

我的成長與父親 朱德華

我出生那年,颱風蘊黛襲港,把香港島贊育醫院產房打爛了,院方將所有待產婦轉移到九龍的廣華醫院,最後我便在那𥚃出世了。由本來應該是香港人變成了九龍人。住在港島的人有點地域上的優越感,總覺得九龍人帶點土包,新界人更是耕田的鄉下人。我三歲以前住在赤柱監獄職員宿舍,我父親是監獄署督導員 (獄警),退休前升至沙展級。三歲搬到歌連臣角懲教所職員宿舍居住,在那裡長大至中學畢業。

我小時候非常頑皮活躍,父母比對我的感覺是有限度的管教,自由空間很大。歌連臣角環境優美,背山面海,有足球場、藍球場、游泳池、乒乓球場及小童遊樂場等設施。宿舍內還有個電影放映室,每逢星期六晚上播放電影給所有職員及家屬觀看。我父親就是放映員,印象中他對所有機器都很在行。還有他很喜歡拍照,這對我後來踏上攝影之路影嚮很大。父親在澳門出生,十三歲移民到香港,原來是造船廠的木匠,後來香港造船業息微,為了生計和我們的將來,選擇了監獄署的工作。人工高,福利好,宿舍環境優美,對我們的健康成長有很大幫助。但我始終感覺到父親上班時非常之不開心,經常愁眉苦臉。偷聽到他向母親吐苦水說壓力很大,為了孩子卻要忍下去……

每當父親放假或節日,他都拿起他的木工工具造這造那,有一次他竟然造了一隻木船送給我玩,非常漂亮,裝上馬達可以在水上行走。我知道他為了生活及家庭放棄了自己的興趣,記憶中他從來沒有向我們三兄弟抱怨過一聲,他只是默默承受著一切。父親是個寡言的人,有空只會往木工處鑽,另外最大的興趣是釣魚。他年青時非常喜歡運動,經常跟朋友踢足球,但年紀越大性格越孤癖,有空只是一個人獨自去釣魚。父親現在八十多歲,身體尚好,但幾乎足不出戶,不見任何人,不做任何事。

父親年青時也愛攝影,他有一台德國造的「單眼佬」相機,經常替我們拍照,也大方借給我玩,我便用它來拍我的玩具。在空地、樹林或沙池裡,我佈置好場景,便放上我的玩具公仔,有超人大戰怪獸,有牛仔紅蕃騎馬槍戰,有二次大戰場景美軍大戰德軍等,是我最早期的擺拍作品,全部以黑白為主。但似乎都離不開打。有時我懷疑自己有暴力傾向!我小時候極之頑皮。距離我們宿舍不遠處便是囚犯的監倉,分佈在整個山腳的斜坡上,有幾十個,每個監倉是一座獨立屋,每個住上十五至三十個囚犯,視乎監倉的大小而定。歌連臣角懲教所是屬於低設防監獄,專門關十七至廿一的輕度犯事的青年犯,刑期大都在兩年左右。我們去打球游泳的路都要經過監倉,有時我會將乒乓球剪碎,用錫紙包裹,再把錫紙針上很多小孔,然後用火柴把碎片燃燒,錫紙球便會放出大量很臭的濃煙。我便做上幾個,選擇一個倉,把錫紙球從天𥦬拋入監倉𥚃,濃煙便彌漫整個倉𥚃,他們卻逃不了,只有粗口直駡,我卻樂上半天。

行為良好的犯人,父親會叫他們去我們宿舍幫忙做點事,例如幫母親移動傢俱,替我們幾兄弟理髮等等,父親便請他們抽根煙或飲一杯咖啡作為報酬。能夠到監倉以外的地方走走,他們便很心滿意足了,願意為你做任何事。父親是好好先生,息事寧人;不會與同事爭執,對上司忍氣吞聲,更不會對囚犯太兇。當時我眼中的父親是懦弱怕事的人,沒有男子氣慨。長大了才明白,如果與同事爭執,因為大家都住在宿舍,是鄰居,對我們生活會產生很多不便。對上司更加,如果開罪了上司,有可能被調派到很偏遠的地方工作,更甚是沒了這份工,我們連住的地方也沒有了。另外對囚犯太兇(當年獄警仍有毆打囚犯的習慣),他怕將來會被尋仇。因此父親是被同事和囚犯們尊敬的。有一次我惹怒了父親,大概七八歲左右,原因全忘記了。只記得父親把我抱起雙手伸直,把我從家門口的走廊欄杆伸了出去,準備拋我落樓,當時我們住在三樓。母親在旁極力阻止:「你不要那樣做,阿華是我們的大兒子,你這樣是謀殺啊!」最後父親把我抱回來放在走廊再沒有理我了。那次事件把我嚇得半死,但頑皮的性格仍改不了。

十二歲那年的暑假,我被一頭黑狗在右小腿上狂咬了一口,流了很多血,鏠了很多針,整整一個月不能走路,父親每天揹我到宿舍的診所清洗傷口換藥。每次遇見那頭黑狗便追打他。

每年放暑假是我的黃金時期,暑期習作留待開學一星期前才做。其他時間便是玩。整個歌連臣角懲教所建築群是建在一個凸出海灣的岩石上,三面環海,只有一條通往市區的車路,所有車輛和人出入都要經過大閘關卡。但周圍沒有圍欄,除了球場泳池以外,整個山整個海都是我們小孩玩的地方。因環境關係,我很快便學會了游水,不久也學會了徒手潛水。暑假時幾乎每天都去海邊潛水捕魚捉蟹。監獄對出的海灣是禁區,但有些漁民不理會照樣在那裡捕魚,他們會把捕泥鯭的籠子用繩子串在一起,然後分別放到海床捕泥鯭,他們通常會在早上放好籠子,黃昏或翌日早上再來收。我們趁他們放好籠子離開以後,便潛到水底把繩子割斷,偷走籠子。跟著,我們便用偷回來的籠子捕泥鯭。當時一到夏天,整個海灣滿是泥鯭,我們會因應水流安置好籠子的入口位置,在籠口栓上麵包、油條或用蝦醬揉的麵糰。泥鯭會游去籠口吃東西,我們便坐在橡皮艇上,靜靜地去到放置籠子的海面上,趁魚吃東西的時候用船杖掹力拍打水面,魚受驚便往前衝入籠子,籠口因裝有倒刺,魚入了去便游不出來,困在裡面。在夏天,我和二弟平均兩至三天捕一次魚,下兩個籠子,每次收獲大概有五六十尾魚,魚平均都有十歲左右的小孩的手掌那麼大。母親最喜歡吃魚,每次我們把漁穫交給她的時候,她便大樂,除了有鮮魚吃之外,最重要是節省了很多買餸錢。大的魚她會用來清蒸,小的用來煲粥或煲湯,蟹用薑蔥蒸,螺就白灼或把螺肉用蒜頭豆豉炒,美味非常。但與父親比較,我們的漁穫只是小孩玩意。父親花一個晚上可以釣到五斤重的石斑。除了水或有山,我們也喜歡帶點糧水去行山或爬岩石,但回想起來真是驚險萬分,因那裡有很多懸崖,一失足便賠上性命。

我十歲那年,最小的弟弟出生了,他帶給我難忘的回憶和歉疚。一個半夜,母親把我從夢中推醒說:「快去叫父親回來,弟弟要出世了,要父親送我去醫院。」父親當時守夜班,我知道他看守的位置,但半夜要我一個人去找他實在很害怕,二弟還在睡覺,我爭扎了很久,但看見母親很痛苦的表情,只有硬著頭皮出去。那晚風很大,四野無人,街燈把樹影照到路上亂舞,像鬼魅似的撲到我身上。那段十分鐘的路像過了一年。父親從醫院接母親和幼弟回家那一天仍是暑假,父親吩咐我和二弟留在家中不可以外出直至他們回來。在家中等了大半天,無所事事,心裡只想著去游水。直到他們回來了,那一刻非常高興,不是因為多了個弟弟,是因為可以去游水了,記得父母一踏入家門,我連幼弟看也沒看一眼便拉著二弟溜了。

幼弟快一歲,母親把他放在學行車上,吩咐我看著他,她做家務。嬰兒期的幼弟很可愛,在學行車上很安靜,像一團粉糰,我忽然想把他抱起來親一親,但抱起他的時候竟然失手,把他掉到地上,頭著地,母親聽到撞擊聲跑過來一看,跟著便立刻送幼弟去醫院急診。幼弟沒有哭,沒有發聲,只是呆呆的,但兩天不肯吃東西,第三天才肯吃一點點,當時把我嚇得全身發抖,幸好他後來好起來了。父母沒有責備我,但我因此而感到內疚至今天。但幼弟是我們三兄弟中最聰明的,唸香港大學天體物理取得碩士學位。他的好成績和我把他掉到地上有可關係就不得而知了。

中學畢業後我們搬離了宿舍,住在九龍某屋邨。父親計劃退休,買了一個很小的居屋單位。我們全家搬了過去,他被調回赤柱監獄看守重犯,變回「單身」住在單身職員宿舍。監獄處是輪班制的,每星期總要輪兩三晚夜班,加上路途遙遠,父親很少回家,每餐都在職員飯堂吃,一星期回家一次才吃到母親的做的飯。赤柱是全香港最嚴防的監獄,所有重犯都囚在那裡,相對要求職員的紀律及質素也特別高。我相信父親當時的心理壓力很大,脾氣變得很壞。我進入反叛年齡,愛上畫油畫和跑步,精力充沛,凡事有自己一套觀點,對凡涉及藝術或設計的事物有莫名的衝動。我每天清早五時起床去跑步,七時回家冲涼吃早餐後畫畫至九時多便上學。晚飯後繼續畫至十一時半才睡覺。放假或有空便到灣仔的藝術中心鑽,什麼藝術展覽都睇。當時我對香港所有的藝術家都瞭如指掌,很自豪。跑步鍛鍊到很好的體型,有六塊腹肌。油畫畫得很好,老師曾經問過有否興趣賣畫,他覺得我的作品裡面有一兩幅應該可以賣出去。但我最後決定不賣。

當時我和父親的情况像是天堂和地獄,我在天堂,他在地獄。每次他回家的時候我只有和他吵,什麼都吵。也不知為什麼,最後總是不歡而散。有一陣子我拒絕和父親溝通,什麼事都經母親傳話。這情况維持到兩年後我去日本留學才完結。

中學畢業後,因會考成績不理想,放棄升學,改讀設計課程,但考不到理工學院設計系,便跑去讀白英奇設計學校,一年後轉往大一設計學院,上了兩年多設計課程,總覺得所學的東西不是我期望的,很失望,便起了去外國留學的念頭。原本打算去美國,但因家裡窮負擔不起了,機緣巧合下去了日本。下決定時很傖倅,沒有仔細準備,不到半年,人便在東京了。起初與三個同學合租一個大單位共住,後來全都鬧翻了便各自搬走,我找了一個很小的apartment,只有六塊塌塌米大。整座是木造建築,全不隔聲,左鄰右里每晚在房內做什麼全聽得一清二楚。Apartment 只有廁所,每兩伙共用一個, 沒有浴室,我每天要到「錢湯」(公共浴場)沖涼。冬天太冷,我三天才沖涼一次。在日本留學的日子是我一生中最寂寞的時刻。語言不通,文化差異很大,同其他地方來的同學合不來,大部份時間我是一個人過的。我到東京不到兩個月便花光母親給我原來預算用一年的開支,不敢告訴母親沒錢,我要做兼職賺錢才能維持生活。我做過很多兼職:壽司工場什工、廚房洗碗工、侍應生、洗車工人、搬運廢鐵、翻譯、導遊、婚宴拍攝等。在日本讀攝影令我開竅,明白藝術是什麼。發覺在港時所學的只是流於技術層面,沒有思考上的訓練。把我以往一切的價值觀打破 ,而一個人生活令我長大。

我在日本生活期間承受過很多挫折。做兼職導遊,出團時我們身懷巨款,因全團人的酒店住宿費、餐飲費、旅遊巴士費全都以即時現金支付的。平均一團四十人的日本本州八天團,公司會給我三百萬日圓帶在身上。我通常會把錢全放進一個皮製的特長錢包內,再放入西裝外套的內袋裡。出團期間,那件外套是永遠穿上身的。有一年夏天,我帶了一團香港的旅行團途經富士山山中湖,旅遊巴停泊在一個停車場,所有團友下車去洗手間或到商店買零食。因那天實在太熱,我一早已把外套脫下擱在旅遊巴的車頭擋風玻璃處,我也下車去洗手間,忘了把外套帶上,回來時外套竟然不見了。報了警,但最後也找不到。錢包內有二百五十萬日圓,等於我的兩年學費。公司要我全數還清 ,因為是我的疏忽,但可以在兩年分期還清。這下真的慘了。在公司與經理商討期間,我終於忍不住哭了出來,我當時只有十九歲,就跌進人生的谷底,對我的打擊很大,直到現在,我也沒有把這件事件告訴父母。

每逢學校假期,公司便要求我接團,把我的行程安排得滿滿,希望我儘快還清款項。公司把我的底薪全數扣起,收到的小費要和公司對分,剩下的錢僅夠我每天的生活費。所以上課期間我還要做其他兼職才能應付學攝影的材料開支。這件事之後一段期間,我從其他全職導遊口中才得知公司因為我這次失錢事件被日本警方調查了很久。因為在日本的外國留學生工作賺錢是非法的。在東京只有兩間香港人開的旅行社專門提供導遊接香港及東南亞旅行團,一到農曆年或暑假等假期蜂湧而來的旅客,為數不多的全職導遊根本應付不了,所以需求大量的留學生作為兼職導遊。從谷底爬回來花了很大的氣力和時間,也令我非常討厭導遊這份兼職,錢一還清,我便立刻辭工了。不過這份工令我見盡人生百態,上了非常寶貴的一課。

我最怕空閒的日子,時鐘像停頓了一樣,特別是冬季的黃昏,在東京下午四時便天黑。由四點鐘到吃晚飯的七點鐘這三個鐘頭是過得特別漫長寂寞,特別思鄉,特別想家。每年三月學期完結回港一次與家人見面,最多只能逗留兩星期,因為沒有錢,要返回日本做兼職。回港逗留期間基本上沒有與父親談話,但因見面少了反而少了磨擦,相處時氣氛融和了很多。有一年,我留了點錢在機場免稅店買了支XO拔蘭地送他。他從來沒有表示過喜歡與否,但看見他珍而重之的放在家裡客廳的組合櫃裡,喜歡的時候喝上一小杯。

畢業回港後在城市當代藝廊辦了第一次個展,所有相框由母親資助,我知道那些其實是父親的錢。